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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、《東邪西毒》的三種閱讀角度

作者:李焯桃

《東邪西毒》在多倫多電影節放映,反應遠不如王家衛的另一部《重慶森林》熱烈,這現象不難理解。以該片對白與旁白交錯之頻繁、角色之多及關係之復雜,外國人要通過字幕看個明白,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加上多數對武俠片這類型傳統一知半解,更不曉得金庸的《射雕英雄傳》原著是怎麼回事,自然對《東邪》的種種破格手筆毫無反應。影片在威尼斯角逐大獎落空,戰果其實十分合理。
 
但《東邪西毒》在港上映以來,似乎多數觀眾都表示失望,部分評論口出惡言,票房也很快顯著下挫,就像《阿飛正傳》歷史重演。事實上,二片都是千呼萬喚始出來,幕前幕後陣容之盛及傳聞之多,使大家都充滿了期望。可以說,每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部《東邪西毒》,偏偏王家衛卻是最難以捉摸的導演,加上影片拍攝經年,演員及扮演的角色與起初大異其趣,大家因期望落空而感到失望,也屬自然不過。
 
事實上,王家衛這回野心更大,初拍古裝武俠片便打算重塑整個類型的規範,表現形式亦比《阿飛正傳》更離經叛道,尤其是對電影敘事法的顛覆與重建,簡直是一部大銀幕的實驗電影。由於王家衛這回「自尋煩惱」給自己開的難題實在太大,《東邪西毒》的成績也許不及《阿飛》美滿,但那份無時無刻力創新境的勇氣和心意,卻殊值得大家欣賞。

 
在《阿飛》與《重慶森林》之後,觀眾應對《東邪》沒有完整的劇情早有心理準備。但王家衛這回不但在多重敘述者的運用上變本加厲——片初便一連出現三把旁白的聲音,分別敘述四個不同的「故事」,但張國榮(歐陽峰)及梁家輝(黃藥師)的旁白卻自由穿插——更把對白/旁白的作用大大提高,敘事之外更重要的是抒情;同時影像也成了另一平行而獨立的符體,主要為了營造氣氛境界、渲染感覺和情緒,而非為了推動劇情的發展。這不但與主流劇情片的習慣相反,亦與一般「藝術片」的作法迥異——如《愛情萬歲》便十分強調影像的敘事能力,而把對白/文字的作用減至最低——《東邪》因兩面不討好,也是理所當然。但這正是影片大膽實驗的意義所在,而且起碼在把對白變成獨白方面十分成功,從而拉近了與旁白的距離。張曼玉自言自語一段固然最明顯,張國榮頭尾出現兩次的招徠顧客長篇說辭,對象只有鏡頭後面的觀眾;他向村民解釋穿鞋的武士比沒穿鞋的可靠,也是在畫面左邊向畫外自說自話。

 
事實上,無論是村民、馬賊(包括殺死梁朝偉的左手刀高手)或太尉府刀客,都是面目模糊的一群。主角們則無論在特寫或遠鏡裏,都經常是形單影隻,加上沙漠實景在杜可風的鏡頭下顯得懾人地荒涼,《東邪》人物的孤獨、傷逝的鬱結,程度可說比《阿飛》更甚。不過張學友(洪七)一段卻明顯是張國榮的對照 (antithesis),像《重慶》的王菲一樣,提供了較樂觀的另一種可能
 
王家衛作為一位電影作者,從不會為實驗而實驗;今回比《阿飛》更斷續的敘事結構、更徹底的旁白/獨白形式(更少對手戲、全部是倒敘回憶),完全是為了承接前作的主題(失落愛情、時間回憶)企圖作出突破和發展。如今回想,很可能是《東邪》遇到的困難,使他在拍《重慶》時不再去盡,保持大量內心獨白之餘,減少了抽象的哲理化及加強了幽默感;回歸城市背景之外,又強調年青人的即興活力,有別於前作的中年懷舊情懷,觀眾的接受程度果然較高。

 
另一方面,《東邪》借用了武俠片的形式,卻顯示出對類型的反思。像沙治奧里昂尼的《萬里狂沙萬里愁》對西部片作總結一樣,《東邪》誇張的音樂、自覺的影像風格,皆可收把類型常規「陌生化」之效。此外三場大戰的鏡頭處理各有不同,卻同樣把傳統的招式和殺陣設計棄如敝屐。林青霞的慕容燕/慕蓉嫣精神分裂的構思,以至練劍場面的誇張拍法及變了「獨孤求敗」的安排等,自然是開她的「東方不敗」神話的玩笑。
 
《萬里狂沙萬里愁》的主題是西部片傳奇牛仔英雄時代的消逝及資本主義的興起,武俠世界卻歷史時空不明,張國榮的「市儈」與張學友的單純的對比因此是抽象的。《東邪》對武俠類型最深刻的反思,在於對主角(成為英雄前的常人)實際的生存/吃飯問題及感情生活的質疑,而後者更與王家衛一直執著的主題息息相關。事實上,闖蕩江湖(與至愛分離)與攜妻歸隱(安居故鄉),一向是武俠片的兩難處境,本可與西部片中家園與荒原、西部開拓者與流浪槍手的矛盾(antinomy)一樣,發展至神話的層次,但可惜一直無人問津。
 
總之,王家衛(以至關錦鵬等有另類創意和野心的導演)是在香港的主流電影工業的規範下從事創作,不像大陸和台灣的新銳導演般與主流互不相干,自然沒有那麼清脆俐落地好得有目共睹。但正因如此,無論破與立是多麼有限,我們都應該好好珍惜。《東邪》的成線可能瑕瑜互見,創意卻是絕對值得肯定的。

 
之二、《東邪西毒》的形式和結構   

作者:李焯桃
 
最近才補看了《東邪西毒》的公映版本,發覺加於片首的武打場面純為吸引觀眾的注意力(片末的一輪蒙太奇倒有點重新為影片在武俠類型中定位的意味),反而新加的旁白開宗明義道出了歐陽鋒的「妒忌」心理。王家衛在訪問中,也不厭其詳地解釋了戲中人「害怕被拒絕」等主題。其實這些通通在影片中不難找到,王今次一反常態地高調,相信是預感到要觀眾接受《東邪》實在困難重重。
 
但事實證明於事無補,《東邪》的挑戰性不在主題不清,而在敘事法與觀眾的習慣背道而馳——主角張國榮一直在說「別人」的故事,每個人物出場時於整個劇情布局的作用皆隱而不彰。換句話說,它要求觀眾付出精神和耐心,不斷調整自己原來錯誤的期望,才能進入影片的狀況,到最後一切都水落石出。這本來也是一般「藝術片」觀眾應有的心態,但對多數《東邪》的觀眾卻未免是緣木求魚。



要判斷一部作品的成敗,形式、結構與主題的配合會是一個不錯的標準。《東邪》的敘事結構表面上有如斷截禾蟲,但只要我們抓緊歐陽峰(張國榮)這個中心的敘事觀點,便可知一連串他人的故事,其實都是從不同的角度,暗示和映照出他與大嫂(張曼玉)的愛情及性格悲劇,甚至是他一個重新面對過去、自我發現的心路歷程。

 
片初黃藥師(梁家輝)攜「醉生夢死」酒來探歐陽峰,已點出了記憶與遺忘的主題。回憶由慕容燕/慕容嫣(林青霞)開始,正是因為她與黃藥師的一段愛恨糾纏,激烈處觸動了他(歐陽鋒)感情上的傷口。他不斷在慕容身上看到了自己,先是醒悟到未離開不知最愛,繼而換上一個他人的身分(慕容醉酒誤認他為黃藥師),發覺示愛其實不是那麼難以說出口,後來終於在睡夢中把她撫摸自己的手當成是他大嫂的——他努力壓抑的平生憾事,終於浮現一個輪廓,張曼玉的面孔亦首次在他的幻想中閃現在我們眼前。

 
有趣的是,慕容燕/嫣卻同時把西毒當成東邪,那一幕的剪接隨著二人的心緒而切入不同的主觀幻象,複雜微妙得來條理井然,境界在港片中不可多得。另一方面,這場戲之前也揭露了慕容燕與慕容嫣同為一人,之後接著是孤女(楊采妮)出場,歐陽峰覺得她使他想起另一個人(大嫂)——三者綜合提示了影片的一個主要的敘事策略,就是人物的可替換性,使不同的段落實串著相同的母題︰不同的人物,演的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可能性。 

 
因此,緊接著的夕陽武士(梁朝偉)與洪七(張學友)兩段落,前者是歐陽峰未來悲劇方向發展的預演,後者卻是他遺憾的過去的另一個喜劇的版本。在感到被愛人拒絕而遠走他方拒絕原諒這一點上,武士與歐陽的處境是相同的,而桃花(劉嘉玲)與大嫂一樣在故鄉空等一場。到武士回心轉意想回鄉看桃花時,一切已經太遲了。

 
洪七則不但性格與歐陽相反(他終憑義助孤女復仇一役,拒絕了與後者看齊而重拾真我),與妻子也可一起闖蕩江湖,而毋須重蹈歐陽的覆轍。歐陽峰在他們身上,看到了自己一手放棄的幸福機會,而不禁心生妒忌。那時候,他仍未有足夠的自省與徹悟。但隨著大嫂向黃藥師傾吐心聲,影片在最後二十分鐘突然一切都真相大白,處處扣人心弦。她終於明白自己因為驕傲而拒絕歐陽峰,結果傷害了所有人;黃藥師也承認,他是為了這個女人而妒忌歐陽峰,從而引誘了桃花和慕容,但自己從一開始就是輸家;歐陽峰聞摯愛死訊先是萬念俱灰,自責之餘卻因無法回頭而圖付諸一醉,繼而發現遺忘原來不可能,而擁抱記憶才是面對虛無失落的唯一出路。主題的發展至此逐告圓滿
 
在形式的層面,這到最後才出現的揭露高潮,也呼應了影片一直以來的另一項敘事策略——從背景資料不詳的局部開始,逐漸砌成圖案的拼圖原則。例如慕容燕、桃花、洪七等的出現都在介紹身分的旁白出現之前;半醉的黃藥師被手掩面,那紅藍二色的衣袖後來才顯示屬於慕容嫣……

 
正因為每個人物(洪七也許除外)都有他/她執迷的一段憾事,所以他們說話的對象其實都是自己。影片不論對白或旁白,統統是他們寂寞的內心獨白。既然是歐陽峰逐漸面對過去和自己的心路歷程,敘事體由他的獨白帶動便有其必然性了。但隨之而來影像與旁白/對白之間,敘事功能的分裂及主從關係局部的逆轉,卻是令不少觀眾無法接受本片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由於文字成了主要的敘事手段,自然無法(亦毋須)要求影像不斷提供「具體的情景和連扣的過程」。
 
這並不表示影像淪為次要,首先是猶如獨白的對白場面,演員的演出、鏡頭(如淺景深)和場面調度的配合,對造成的感染力皆不可或缺。其次是平行的閃現鏡頭(如桃花及大嫂隨旁白的主觀心緒出現),及意在言外的表現性段落(如孤女由左至右,武士由右至左的兩組粗微粒慢鏡,通過對稱暗示孤女成了桃花的替身),皆有畫龍點睛之妙。此外,獨立渲染情緒和造境的意象(如武士身亡一段的破幔和茅草、夢迴白駝山的山水倒影如海市蜃樓等,無不前後呼應),也不時美不勝收。
 
當然,《東邪》在作者電影(發展王家衛一貫的主題視野,主要見諸文戲)與反思類型(尤其是武打場面)之間,其實存在不少張力,甚至直接影響到影片的成績。但以其野心之大及突破性,不過是大醇小疵而已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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